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

我既是老师，也是家长。在这两个群体里，近年来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不仅用于指代学生学习和基础教育，也常用来描述成年人的奋斗，不论是求职还是完成任务。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句话乍一听是有道理的，所以被很多人奉为圭臬。想想看，不管是100米的短跑比赛还是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们可不都很重视起跑吗？于是，做父母的把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一再提前，从怀孕胎教就开始了，经过小学努力、初中刻苦、高中冲刺，终于高考蟾宫折桂，父母欢喜，邻居羡慕。

当然，如果孩子上大学时再学习一个时下公认的未来就业机会广、薪酬高、福利好的专业，父母就更加满意了，人生梦想几乎实现。对父母而言，离圆满就差一步：找个好对象，早日生孩子。这种公式化的完美人生成为无数中国家庭的奋斗动力。

但且让我们退一步想想：在比赛中，起跑的瞬间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成败的是能否率先撞线。即便是100米比赛，起跑领先的选手也常常在途中跑和冲刺阶段被对手超越。相对而言，中长距离比赛的起跑就更没那么重要了，常常出现跟跑选手在后程发力超越前半程领跑选手的情况。至于马拉松比赛，最艰难也是决定胜负的是30公里以后体力到达极限之后的策略和坚持。

马拉松比赛尚且如此，对于人生这场充满无穷变量的“超长马拉松”，“起跑线”的影响更不是决定性的。或者，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起跑线”？

“起跑线”是指大家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的初始。在大部分语境下，“起跑线”指的是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其实，在起跑阶段和前半程只要不掉队太多，你就仍有机会后来居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小学、初中甚至高中阶段，只要成绩不是太差，只要父母相信孩子的潜力，孩子就不会丧失信心，就会具备在未来创造奇迹的可能。

真正掉队的是饱受父母和老师质疑的孩子，他们会在心底里失去自信，从而很难抓住机会。因为，后半程同样重要，在没有父母师长鼓励督促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自信心和内驱力尤为重要。

克雷格·梅洛（Craig Mello）是20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梅洛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成绩一直很差，甚至老师讲课都听不太懂。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他和其他同学一样举手想要表现，但被问到的时候常常回答错误。这一时期，梅洛的父亲起了关键作用。

父亲虽然意识到儿子的学业有问题，但他坚信这是暂时的，只要孩子不放弃，将来就有机会。于是梅洛的父亲连续多年以晚餐聊天的方式鼓励梅洛，一边吃晚餐，一边和孩子平等对话，在轻松对话中让孩子保持心理平衡。直到初中三年级以后，梅洛的成绩才逐渐好了起来，但在高中仍没有取得耀眼的成绩。

即便如此，梅洛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对大自然浓厚的探究兴趣一直是他学习的动力。大学毕业以后，他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经过8年的博士阶段学习和4年的博士后训练，他终于在34岁那年成为马萨诸塞大学的助理教授，开启了自己的独立科研生涯，并取得了问鼎诺奖的重要发现。

如果说克雷格·梅洛的故事体现的是父母的鼓励对起跑落后的孩子后程发力的积极作用，那么我实验室两位博士后的故事则诠释了自身坚持的意义。

第一位博士后是我经常在演讲中提及的柴继杰。他比我还大一岁，高考成绩很一般，1983年于大连轻工业学院（现大连工业大学）造纸专业学习，毕业后去了东北一家造纸厂当技术员，一干就是好几年。但他不服命运安排，在工厂工作之余刻苦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后来又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博士项目，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柴继杰

1998年初，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初创实验室，从全球招聘博士后，柴继杰的简历在70多位申请人中排在后半段，但我非常看重他从造纸厂技术员到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后这段异乎寻常的奋斗史。在我看来，这样起跑严重落后、后程全力拼搏的人很可能会有大出息。于是，我忽略了他英语磕磕巴巴、生物学知识匮乏、研究水平不乐观的缺陷，坚定地录用了他。

当他于1998年下半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已经32岁半了。当时在我实验室的所有博士生、博士后里面，继杰的基础是最差的。但在所有人中，他的毅力是最强大的。

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的柴继杰

以前在国内，继杰有烟瘾，每天两包烟。到了美国以后，校园吸烟不方便，进入我实验室一周后，他说想戒烟，我半信半疑。真没想到，从那以后的5年，他真的一支烟也没有抽过，这样的意志力让我感佩。

和他果断戒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不服输的个性。他觉得别人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无非就是要付出更多努力。果然，继杰可以说是标准的大器晚成。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基础差而自卑，而是很用心地学习各种实验技能，没事就翻阅各种经典英文教材。经过5年奋斗，继杰成为我实验室最优秀的成员之一，在基础研究的前沿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