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价值厘清

（一）县域“教联体”的本质内涵

“教联体”的底色是“教”、重心是“联”、型态是“体”，显著特征是家校社育人主体实体性协作与会同、育人资源发展性共享与共建、育人功能圆融性互补与拓宽。它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育人方式，内涵是整合与学生健康成长、安全管护等育人责任有关的各类主体，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有针对性地推动解决学生成长中的突出问题，搭建常态化育人平台和活动载体，为学生参与文化学习、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社会实践、课后服务等提供全方位保障。显然，“教联体”不是家校社主体交互点状叠加，而是以育人资源整合、相关主体联动等方式构建全方位育人生态，调动全社会力量建立家校社人员、部门的联系和联合，助推育人资源共享与责任共担的联结和联通。

教育发展不能仅依靠教育部门，高质量育人也不是教育部门“一家之事”和“一家之责”。传统教育着力精进“教育内部”的改革路径依赖显著，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剧变驱动育人改革转向“教育外部”，以系统性大教育发展观建立“内外结合”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教联体”建立深受县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影响，以县为单位才能真正开展“教联体”建设并达成全面建立“教联体”的政策意图。建立“教联体”本质上是打造“共同体”，县域“教联体”是以县为单位聚合家庭、学校与社会力量的育人共同体。与传统家校社协同育人不同，县域“教联体”的提出本质上是协同育人的一种思维转换，即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由抽象的“理念”倡导转向具象的“实体”建设，要求家庭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共建者”、学校从“单边教育主体”转为“协同育人圆心”、社会从“边缘性补充”转向“常态化支持”。这将县域教育关涉主体皆纳入“教联体”，以大协作思维聚融全社会育人力量创生县域教育发展新范式与新机制，让家庭、学校、社会交叠育人实现“1+1+1>3”与“5+2>7”的倍增效应，立足协同育人理念“变现”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时代价值

现如今育人所处的世情、国情、社情、教情与过去大不相同，从强调家校社协同育人到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反映的是全社会对家校社协同育人有效落地的迫切需要，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凝聚全社会育人合力保障学生健康快乐成长。随着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育人领域诸多新情境与新问题的应对单从学校寻求方略根本行不通。比如，对于单亲/贫困学生、留守/流动学生、重病/残障学生等特殊群体的教育单靠家庭、学校或社会不可能完成，而且现时期学生心理问题、校园霸凌、体质下降、普遍近视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低龄化等现象到了必须引起全社会重视与采取行动的紧要时刻。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能够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学校、家庭、社会资源单位等多部门联动，全面集成各类育人资源解决学生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中的突出问题，以多主体育人协同守护正在成长的时代新人长成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第二，以县为单位打造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现如今我国超过一半学生分布在各个县，县域教育面临的共性问题是缺少新的教育“增长点”，沿袭既有依靠学校单边努力的发展模式推进县域教育改革除了在“升学率”方面有所变化之外，县域教育在型态、改革样态和发展生态方面没有与时俱变。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指涉家庭、学校和社会不是孤立个体而是有机整体，强调以学校为圆心汇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智慧、知识与资源，构建大教育体系挖掘县域教育发展潜力、深化“五育融合”、落实“双减”、实现“双新”、缓解“教育焦虑”等，甚或延伸影响带动县域成人教育、社区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发展奠基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县域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案。

第三，夯实基础教育的基点地位支持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学校、家庭、社会要紧密合作、同向发力，积极投身教育强国实践，共同办好教育强国事业”。家校社协同育人是强国建设的呼唤与需要。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能够推动县域育人理念、内容、方法等不断创新，形成多层次、全方位育人体系，为不同背景、地区青少年学生提供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持续夯实基础教育的基点地位。而且，“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我国的制度优势、改革传统和发展经验，更是“教联体”的文化基因、实践依据和行动基础，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是在“集中力量办育人大事”，指向育人“全社会协同”意向与行动，对于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基础教育基点地位、支撑教育强国建设意义显著。

二、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四重挑战

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关键是让家校社育人主体“联起来”并“联得好”，指向家庭、学校、社会育人协同的联动共生。以共生理论为分析视角，建立“教联体”要关注参与主体能不能“联”（共生体系）、愿不愿“联”（共生关系）、会不会“联”（共生能力）、长不长“联”（共生模式），至少迈过“四道坎”，即“主体关系妥切—主体思想认可—主体能力适配—主体长效运营”，其间存在的挑战限制“教联体”行稳致远。

（一）不能“联”：“教联体”建立的共生体系创建滞缓

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让育人主体从“独立共存”走向“协同共生”。笔者走过十多个县调研家校社协同育人境况，发现各个县或多或少都在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家校社育人协同，但总体上“形式”优于“内容”，“不系统”“低质效”是县域教育管理者对当下协同育人的普遍评判，由于育人主体观念和目标不一致，主体协作型态、内容、方法也不相同，“教联体”建立的共生体系创建滞缓。一方面，育人主体沟通合作机制不完善。现如今我国县域围绕家校社协同育人开展涉及全社会、多领域的家校协同、校社协同、医教协同、法教协同、馆校协同等司空见惯，但实践中协同育人由谁主导、谁管理及相关部门职责定位和联动协调等关系问题尚未理清，“教联体”政策呼吁家校社“人人有责”和“协同担责”，而实践中却“人人无责”甚至“对立避责”，育人主体之间缺少体系化沟通合作机制，育人协同中家校社之间主体空位、缺位、越位等现象屡见不鲜，致使“教联体”涉及的协同育人多囿于家校共育，卫健部门、司法部门、文体场馆甚至社区等支持学生健康快乐成长的育人资源难以发挥显著功用。另一方面，育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协同不够。无论是百强县还是薄弱县，“教育优先发展”的县域表现多是教育部门“一家之言”和“一家之事”，县域教育改革的实际执行人仅是教育局，而教育局无力调动人事、财政、公安、司法、住建、卫生等育人相关职能部门资源，育人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履行育人职责倾向“各自突围”而非“协同联动”。尤其近几年经济下行特殊环境，县域各职能部门对各自资源的守护前所未有的严谨，由于齐抓共管育人协同机制松散，事关多部门支持的“教联体”建立即便由地方政府协调，但总体上显得“力不从心”，无法在短期内形成学生健康快乐成长急难愁盼的育人协同，甚至陷入“拖一天算一天”之后“不了了之”的困局。

（二）不愿“联”：“教联体”建立的共生关系难以形成

“协同始于认知。除非人们认识到，必须依赖与他人合作才能完成整个任务，否则协同无法开展。”“教联体”政策呼吁育人主体由“独立共存”走向“协同共生”，主导思路是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资源，凝聚“人人、事事、时时、处处”育人合力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从“力系抵消”到“合力育人”的跨越。然而，笔者调研中明显感知到，不是所有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组织/机构）都认可“教联体”的理念与布局，相应的也很难实现全社会所有育人关涉主体在“教联体”建立中有所作为，“教联体”建立的共生关系难以形成。一方面，育人主体不认可协同育人的主体协作与共生。现时期家校社存有潜在的事权交往边界，家长忙于生计、学校忙于升学、社会忙于经济建设，主导性教育话语习惯认定育人是学校的事，即便育人实践更多是学校在唱“独角戏”，但学校作为育人主阵地在“教联体”中的主导地位仍未得到充分认可，协作观念匮乏的家庭、学校、社会主体对在“教联体”中应发挥的功能缺少理性的价值定位，“教联体”参与主体对育人协作参与热情不高、协同深度不够，协同育人理念及其外化行动并未真正认可主体育人协作与共生。“弱合作”思维影响下一些育人主体甚至逐渐丧失对“教联体”政策及其执行结果的信心与愿景。另一方面，育人主体固守育人的领域信仰与文化传统。现如今家校社能够履行一定的育人职责，但三者育人的重心、方式及目标并不一致。传统观念认定家庭的责任是“养”、学校的责任是“育”、社会的责任是“帮”，其影响下的家庭育人重心是教养，家长侧重从生活中为孩子传递世代传承的教育经验；学校育人重心是教育，教师侧重从制度化学校安排中传递支持孩子生命成长的教育知识；社会育人重心是教化，社会育人相关主体侧重从本体资源中提供让孩子善好长成的教育帮辅。“教联体”建立初心是打破“强育人边界”的割裂局面，促成三大主体高质量育人协同，而当下三者育人固守的领域信仰与文化传统久盛不衰，未能把彼此视作工作盟友和珍贵伙伴，正在成为“教联体”建成亟待攻克的难题。

（三）不会“联”：“教联体”建立的共生能力无法适配

“教联体”建设是系统性工程，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是我国势必持续开展的重大教育事项，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主体能力建设是推进“教联体”育人质效切实提升的关键所在。笔者调研中也发现：即便在教育领域资源逐渐充裕的今天，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之所以挑战频现且积重难返，原因之一是育人主体参与育人协同的共生能力无法适配建立“教联体”的要求与需要。一方面，育人主体参与育人协同的能力薄弱。进入数智时代前喻文化支配下师（亲）长教育后（子）学的育人理念与实践正在逐渐被后喻文化影响下的代际或隔代互学替代，传统育人理念、方式与生态的日趋改变强力冲击家校社育人主体的能力结构，三者育人协同的共生能力处于低微状态，“教联体”诸多参与主体无法在育人新理念、新布局面前作出适时调整与改变，躺平思维影响下一些育人主体甚至丧失能力提升意愿，“旧能力”始终跟跑全社会协同育人新要求及新需要，无力实现育人理念与实践创造性转化与生成，无法支持“教联体”建立所求与所需。另一方面，育人主体能力建设机制有欠缺。正处于全面建立“教联体”适应期的家庭、学校与社会面对协同育人新情境出现不同程度的适应性障碍，而化解这些障碍需要对应的能力建设机制作为支撑。遗憾的是，当前县域对于协同育人参与主体的能力要求及其支持更多是从升学率改善的角度出发，培养育人主体让学生应试胜出的“育分”能力。而且，不同背景、地区的协同育人参与主体能力千差万别、参差不齐，即便家校社逐渐认识到参与协同育人还需主体能力作为支持，但县域相关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关注到主体“育人”能力建设，主导性的育分能力与育人能力导向的“教联体”政策布局及需要尚不适配，主体能力建设机制有欠缺限制“教联体”关涉主体对育人资源有序调配的卓越成效获得。

（四）不长“联”：“教联体”建立的共生模式运营受阻

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不是阶段性教育改革，而是要长效推进的战略举措。可是，当前“教联体”的行稳致远面临资源与评价缺位的限制，导致“教联体”建立的共生模式运营受阻。一方面，资源供给与应用存在短板。县域内育人资源相对有限且分散是当前各个县建立“教联体”面临的共性难题，有效整合和运用育人资源同样存在较大困难，一些地区更是面临严重的育人资源短缺或配置不合理问题，难以维系“教联体”建设。尤其中西部“老少边穷山”地区经济发展滞缓，家校社协同育人有关政策资源、制度资源、经费资源、平台资源、人力资源、舆论资源等尚未形成有效衔接的资源供给结构，“量增”思维影响下甚至一些县陷入“做的多就等同于做得好”的思维误区，“不管有没有效做了再说”的改革思路让大量资源投入育人协同的“面子工程”，显著制约“教联体”建立成效及其运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评价激励与规范存在局限。当前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正处于探索期，家庭、学校、社会多因政策要求或制度安排不得不参与育人协同，仅少数人因育人需求的主体自觉主动参与，主体参与协同育人过程中工作量与工作结果缺少评价认证标准，育人主体参与“教联体”建设近乎存在“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育人协同景观，“大锅饭思维”导致协同育人参与主体缺少育人协作的持续性参与意愿和作为空间。而且，各参与主体依托既有主体经验参与育人协同，成效评价缺位的协同育人实践过程不总结、不反思、不改变的“三无”现象，导致校家社协同育人持续“扩大规模”实践布局的原初性价值承诺难以变现，评价过程及结果无力激励、规范或引导“教联体”行稳致远，动摇“教联体”运营长效推进根基。

三、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推进路径

面对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战略部署，扎实推进“教联体”从政策“预成”走向实践“生成”需做到因势利导、因地制宜，要依托县域制度供给形成统一布局、搭建协同育人中心协调组织运营、强化学校主导地位深化主体履职、立足育人质效评价调适协同行动。

（一）依托县域制度供给形成统一布局

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是官方行为而非民间活动，涉及纵向层面行政部门与教育部门上下联动及横向层面不同职能部门合作联结，首要任务是在县级层面形成县域统一的制度设计与规划布局。第一，政府聚焦学校为圆心、县域为主体、资源为纽带等要素出台县域“教联体”建设实践方案，厘清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的目标、任务、时间、措施、保障机制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调适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破除育人主体协作壁垒，推进家校社育人交叠影响的主体认同。在此基础上，教育局通过上位“教联体”政策宣讲及县域“教联体”政策执行深化育人主体对“教联体”的同向共识与共同行动，引导家校社超越协同育人惯常寻求的“精准育分”工具性桎梏，回归“全面育人”初心关注人作为生命者的成长规律进行育人协同。第二，构建县委领导、多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教联体”联席会议制度，邀请中小学校、三级家委会、校外教育基地、公益基金会（爱心企业）等主体代表共治共建，切勿追求各种教育业务交流中散布的浮夸式面子工程，以理智诚实为原则坚持痛难点问题导向，以办好学校、育好学生为主轴，运用政策扶持、制度优惠、荣誉表彰等方法吸引城市博物馆等公共机构、红色教育基地、企业实践基地等作为学生校外课堂，支持社区、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等参与“教联体”建立与运营。其中，教育局须加强与宣传、司法、网信、卫健、民政、市监、妇联、共青团、关工委等县内相关职能部门联动，以定期、分类举办重大育人活动为纽带强化部门间育人协作，及时协调解决资源分配、职责边界等育人协同难题，增进全社会育人力量互动互信。挖掘县域家校社育人协同资源禀赋与潜能空间。第三，“教联体”建立过程中不能有“闭门造车”思维，既要看到区域教育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有自身的定位和特色，主动加强与邻近区县进行育人交流与合作，“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立足县域教育文化传统与基础在同步发展中寻求错位发展，探索打造县域协同育人特色与模式，也要有总结与反思意识，教育局定期总结县域各职能部门、社会公益力量参与育人协同的典型做法，学校定期总结校域相关的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活动，两者结合动态呈现“教联体”建立进展与局限，在总结反思中逐渐形成协同育人案例库支持“教联体”行稳致远。

（二）搭建协同育人中心协调组织运营

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是涉及多元主体、要长期开展常态化实践的育人事项，持续且有效发挥“教联体”功能必须要政府统筹、教育局主导引入专业教科研机构，以落实县域全面布局为旨要搭建协同育人中心协调“教联体”组织运营，密切家校社育人协同关系及其常态化行动。第一，以教育学院（教育局下设教发中心）为主体，融教研、德研、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健康服务于一体推进县级家校社协同育人中心建设，服务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布局落地。其中，财政设立专项预算按生均标准拨付“教联体”运营经费，人事部门拿出编制名额支持中心运维专职人员配置，设专人专班专门负责协调县域不同职能部门、文化场馆以及教科研院所、企业等部门育人协同，持续维系“教联体”参与主体沟通合作关系畅通。以此为基础，中心要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阵地优势及其主观能动性，引入“五老”资源成立“社区育人导师团”、招募寒暑期大学生组建“高校义工联盟”等，创新“教联体”活动常规。第二，中心要引入第三方公司或社会公益力量搭建云端“教联体”平台，整合学校课程、社区场所、家庭教育课程库等，设置家长诉求提交、学校资源申领、在线咨询、活动通知、意见反馈等功能，设计云端课堂、网络学习空间、云端连线、空中课堂等渠道实现教育专家、行业模范等社会主体进校园、联家长，通过平台数据挖掘精准识别“教联体”内涉主体需求和意愿，推进协同育人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第三，教育局要将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列入议事日程，定期开展“教联体”建设满意度调研，收集家长和校长意见及建议，秉持技术应用服务育人问题解决而非刻意追求形式化和数智化的理念，因势利导优化协同育人中心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建设，配备专业人员负责中心管理、维护和运转，提供必要场地和设施为“教联体”活动开展提供保障，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对中心运营进行定期评估并适时调整，按照“开放、融合、专业、特色”的要求与时俱进确保“教联体”运行有序、持续有用和育人有效。

（三）强化学校主导地位深化主体履职

“教联体”本质上类属于教育事项，而全社会承担教育任务最主要机构是学校，“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要求之一，“学校充分发挥协同育人主导作用”是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政策导向和实践需要，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必须让学校承担主导责任，整合资源强化主导地位深化“教联体”参与主体履职。第一，教育局要充分赋权学校主导参与“教联体”建设，提炼城市学校协同育人经验与方法，搭建基于协同育人的“城乡学校共同体”，引入城市学校优质资源、高效方案帮扶乡村学校（尤其是乡镇中心校）开展好协同育人活动设计与实践，让县域每所学校都成为“教联体”参与主体。其中，督导部门要将参与“教联体”建设纳入学校督导任务，以督学专业智慧支持全体学校开展好协同育人布局与行动。第二，学校要加大心理健康专业教师引育力度，改进学生心理健康危机预防与干预，通过移动平台、家访、家长会、校园开放日等方法听取家长育人意见并及时反馈办学需求及进展，为留守儿童开设“云端家长会”，支持家长远程参与育人，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形式引入社区、公益组织、文化场馆等社会资源丰富学校育人活动常规，搭建“分管德育副校长+班主任+心理教师+家长代表+社会机构/组织代表”构成的协同育人工作小组，厘清各方责任边界与协作流程，定期收集家长需求清单与社会资源清单，持续创生学校参与“教联体”建设的特色实践，进而以学校主动与能动作为让家长与社会看到并感受到学校育人创新与人文关怀，增强家庭与社会对于学校办学的信任与支持。第三，学校要以促协同为方法、以育新人为目标，发挥育人优势定期组织家长沙龙、家长讲座、家教讲坛以及亲子活动等，挖掘家长职业特长（如医生、工匠、艺术家等）开设“家长课堂”，引导家长在参与育人活动中提高参与育人协同意识与能力。同时，将教师家庭教育指导能力纳入教师素养提升工程与师培方案，要求教师学习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学等家庭教育指导相关知识的同时开展协同育人教研，与家长及社会主体育人协作过程遵循求同存异、择善而行原则增进彼此育人共情互信与互动，让学校长效融入并支持家庭及社会机构/组织参与“教联体”共治共建过程。

（四）立足育人质效评价调适协同行动

现如今家校社协同育人薄弱点是“评价”不到位，全面建立县域“教联体”不能仅依靠家校社相关主体的自觉或情怀，转而要着力发挥教育评价“指挥棒”作用，既要“给尺子”看成效，也要“打板子”防误区，更要“戴帽子”重激励，立足育人质效评价调适不同主体参与“教联体”建设的协同行动。第一，以政府为主导、教育局为主体、学校开展好协同育人为主线、问题解决和实效获取为导向，围绕“教联体”建立与运营高点定位、梯次推进、狠抓落实，立足县域教育整体部署编制涵盖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的维度深化“教联体”成效评价，聚焦学校高质量育人主旨由协同育人参与主体确认评价标准，推进协同育人成效评价及其调整体系构建，动态监测、定期总结“教联体”运营过程，及时识别育人协同潜在风险、问题与挑战，基于评价结果及时引入专业力量精进“教联体”建立与运营机制。第二，政府主导将参与“教联体”建立成效纳入职能部门政绩考核内容，重点考察是否及如何落实全面建立“教联体”的县域统一布局，对于消极参与甚至破坏“教联体”运营的学校或教师予以问责，对于有损“教联体”质效的家长或社会机构/组织予以清退，聚焦育人参与主体负面行为危机预警与积极效果正向强化，推动协同育人资源与行动供需之间动态化适配，确保“教联体”参与主体行为规范、行动有效。第三，立足学校联动家庭与社会组织（如社会实践基地）、家长参与家校活动（如家长会、亲子活动）、社区提供教育资源（如场地、志愿者）以及社会机构参与育人合作等项目的数量与质量，定期举办协同育人“示范校-优秀校-合格校”“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长”“教育先进社区-社会组织”评选，对参与“教联体”活动成绩显著的学校予以专项支持，让教师参与育人协同的工作投入与职称评聘、评优评先挂钩，并对积极参与“教联体”活动的家长授予荣誉称号、社会机构和爱心企业给予政策倾斜，持续将评价激励与家校社主体需求匹配，切实发挥评价结果激励先进与诫勉后进功效，同时运用媒体平台宣传“教联体”建设成果并扩大社会影响，尤其要引入数据和案例增强“教联体”卓越成效、先进个人（组织/机构）、典型事迹宣传的可信度，以评促建提振家校社协同参与“教联体”建立的积极性和创新意愿。

英文摘要：